比如说之前的何氏工物的最后出版工作，就是由国子监主持，刊印之后发于书商售卖，历朝皆是如此，不是大唐独创。
很多用于给孩童开蒙的教材，以及有关四书五经的释义，新编，或是官府力主发行的文本，文坛巨擘的著述等等都由国子监刊行于世。
差不多就是国家出版社，出版的都是正经的读物。
其他不足以得到朝廷青眼的著述或是文章，则由书商们自行刊印发行，除非那些诽谤朝政，逆乱史册等等，被朝廷得知，必然会对相关人等予以严惩。
不过从汉代开始，碍于印刷技术落后，抄写的工作量又太过巨大，所以制作了一种叫石经的东西。
也就是让工匠们用一块石头把文字刻上去，任由人们自行拓印，于是解决了一些经典著述的快速传播问题。
而大唐有了活字印刷术，基本上不用如此，可如果朝廷集中了很多文人，著作了一部煌煌巨著的话，那时石经便又能派上用场，因为那样更具有仪式感。
国子监废除之后，秘书省会理所当然的接过了这个职能。
从元贞四年年末，朝廷正式刊印何氏工物，并进行了一拨宣传，之后在活字印刷术，还有竹纸的出现，都对此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只元贞六年，国子监就刊发了三部著述，其中为首的就是盖文达所著的春秋释讲，随即便收入了国子监和长安书院，当做学生必读的讲义。
这种操作是比较明目张胆的以权谋私之举，所以接着国子监又刊发了一部兵书，收录了一些隋唐名将们的著述。
其中摆在前面的就是李靖所著的阴符机一卷，六军境三卷，王账经一卷，意图非常明显。
文人们做起这样的事情来，总是给人一种欲拒还迎，遮遮掩掩，鬼鬼祟祟的感觉。
当盖文达兄弟二人坏事之后，这些就都被翻了出来，成为了他们的罪状之一，盖文达的春秋释讲也被人批驳的体无完肤，随后便被移出了长安书院的教材目录。
这种糟烂事在当世不算多见，后来就比较平常了，在这里不用多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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